中本聪设想与芝加哥计划：两条“去中介化”道路

“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是比特币两大鲜明主张，发端于促使比特币诞生的两大思潮——极端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去中心化”的本质是降低效率的，但“去中心化”带来权力垄断丧失、大众意志主宰对民粹主义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数字货币体系在算法与政府信用、乃至算法之间，引入货币竞争的机制削弱政府和主流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互联网的幂律分布特征、高效信息渠道和价格发现机制。

“去中介化”的本质则是提升效率的，它与极端保守主义者要求对政府、央行、银行的自由裁量权加以约束，仅容规则影响经济活动的初衷完全契合。在数字货币之前的互联网交易都需要支付中介来保证支付过程的不可逆性，而数字货币运用加密技术将不可逆性直接固定在了算法之中，不再依赖支付中介，显著了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促进了网络小额交易的发生。

按照比特币的最初设计，“去中介化”和“去中心化”相互配合，将会形成一个在节点之间相互制衡（尽管信息处理效率不高）、不再依赖于网络之外的调控（如政府、银行、支付机构）的独立体系。

比特币的野心不但是要颠覆央行发行货币的旧机制，实现程序化发行货币的新机制，还要替代银行和电子支付平台等中介机构。

替代法币现金(M0)和替代互联网交易中的银行活期存款、支付机构备付金(M1)，分别对应比特币“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诉求。

中本聪设想

中本聪设想的“去中介化”依托于“去中心化”，程序算法的不可逆性是其核心竞争力。通过不同形式的、固定在程序代码中的记账权分配机制，逆转数字货币交易的成本上升到了极难发生的程度，实现对守约方的保护。

但是，交易不可逆性并不能解决网络交易的所有问题，欺诈、盗窃、勒索等交易对手风险，交易者面对不友好界面时的操作风险，都会给善意交易参与者带来经济损失，由中立的第三方来对这些交易进行甄别和处理，又是十分必要的。

可见，中本聪式“去中介化”的核心是“去支付中介”，让支付的过程和资金的交收能够自动进行。即使在区块链技术上发展出来的智能合约，也最多只能解决双边履约责任，实现“去合同中介”。如果合同本身的成立前提不存在、或者合同标的具有缺陷，智能合约就显得无能为力，仍然需要相应的“信用中介”去核实和担保。

这意味着，中本聪式“去中介化”只能应对互联网上的简单交易，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大规模交易仍然需要信用中介机构的介入，信用成本的改善只是边际上的，而非颠覆性的。

事实上，在数字货币竞争过程中，中心化机构的作用已在多次重大事件中显现。2016年，The DAO的安全漏洞受到未知入侵者利用，巨额的以太币失窃使得以太币不得不通过硬分叉来挽回损失，而这一过程正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几大矿池合作推进的。The DAO例子证明，即使是完全线上的交易活动，基于“去中心化”的“去中介化”也不能应对所有情形。

芝加哥计划

在比特币出现的70多年前，保守主义者就已经提出了另一套“去中介化”的思路：芝加哥计划(Chicago Plan)。1933年，芝加哥大学的多位顶级保守主义经济学者向美国政府提交了银行业改革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回应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由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System)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他们要求将银行体系改为全额准备金银行体系(Full Reserve Banking System)，即银行必须为其活期存款向央行缴纳100%的存款准备金，以避免出现银行面对流动性冲击时的挤兑和倒闭。

“芝加哥计划”几乎等同于废除了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如果得以实施，银行将变成与投资基金类似的受托经营机构，其向企业和个人能够提供的资金将完全来自于长期负债（存款），而不能进行短期资金的期限转换。“芝加哥计划”下，央行将成为唯一货币发行机构，只要再对央行的货币发行进行严格的规则限制，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将会非常接近实现类似中本聪的梦想——“去中介化”。

“芝加哥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但它对货币思想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二战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货币主义大师都是其支持者，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MF经济学家亚罗米尔·拜奈什(Jaromir Benes)和迈克尔·库姆霍夫(Michael Kumhof)还对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声称的“芝加哥计划”四点优势利用现代计量手段进行了验证并明确支持。

中心化体系下的“去中介化”

区块链和数字加密技术不仅使网络空间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实现“去中介化”主张的希望，也使现实世界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看到了实践“芝加哥计划”的希望。

“芝加哥计划”有两大软肋：一是在银行不能作为信用中介创造货币的情况下，由于央行的货币投放与实体经济活动割裂，将无法获得有效的价格信号帮助决策；二是央行的货币投放只能通过银行间接到达企业和家庭，必然存在的漏损，这种仅有货币没有信贷的发行机制不够可靠。

数字加密技术则让“芝加哥计划”的两个缺陷得以解决。央行可以通过中心化的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ies, CBCC)替代现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掌握交易数据，从而获得充足的决策信息；企业和家庭可以直接在央行获得自己的数字货币账户并获得央行存款利息，并且这些存款都不存在着兑付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直达企业和家庭，也为解决负利率下限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实现真正的“直升机撒钱”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

此外，央行还可以与政府协作，将交易合同订立本身的风险通过其大数据优势进行管控，从而将“去中介化”进行到中本聪设想无法达到的“去信用中介”的程度。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目前对“芝加哥计划”下的“去中介化”最为支持，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和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甚至还设想了将央行数字货币、负利率和政府债务货币化等三大工具整合为应对人口周期带来的长期经济停滞的利剑，并防止银行的过度债务创造与社会稀缺的存量资产之间的矛盾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金融稳定风险。可见，“芝加哥计划”下的“去中介化”是一种中心化体系下的“去中介化”，这将使央行和政府能够更有效的控制数据流和资金流，为金融监管、宏观调控乃至税务征管上都具备更多的优势，形成的对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让其“中心化”的地位更加巩固。而这显然是中本聪们意料之外的。